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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古代十大高人


十、刘伯温(1311-1375年)
刘伯温(1311-1375年),名刘基,字伯温,以字行。刘伯温自幼聪颖异常,天赋极高。在家庭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好学深思,喜欢读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之书,都非常熟悉。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术数之类更是潜心研究,颇有心得。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而且文笔精彩,所写文章非同凡俗。他14岁时入处州郡学读《春秋》,17岁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习宋明理学,同时积极准备科举考试。天生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使年轻的刘伯温很快在当地脱颖而出,成为江浙一带的大才子、大名士,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他的老师郑复初就曾对刘伯温祖父说:"他日这个孩子必定会光大你家门楣,振兴刘氏家族!"西蜀名士赵天泽在品评江左人物时,将刘伯温列为第一,将他与诸葛孔明相比,说刘伯温他日一定会成为济时大器。刘伯温果然是人中之杰。他于元统元年(1339年)考取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开始他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精彩表演。最初,刘伯温希望为元朝政府效力,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在中进士后不久,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元帅府都事。但是他的建议往往得不到朝廷的采纳,他的才能反而受到朝廷的压制。刘伯温非常失望,先后3次愤然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刘伯温隐居青田期间,潜心著述。他将自己的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进行了一番总结,创作了著名的《郁离子》一书。而当此之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元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各支反元义军又互相纷争,各不相让。刘伯温静观天下形势,经过一番分析,认为在众多的起义军中,以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最有真龙天子之气,他领导的一支红巾军才是推翻元朝、建立新江山的队伍。公元1360年,义军统帅明太祖两次向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发出邀请,刘伯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出山辅助明太祖,希望通过助朱氏打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与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相似,刘伯温初次与朱氏相见,就提出了"时务十八策"。明太祖一见刘伯温之后,更是大喜不已,从此将刘伯温视为自己的心腹和军师。刘伯温出山之后,忠心耿耿地为朱氏政权效力,积极为明太祖出谋划策。他为朱氏制订了"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然后北向中原,一统天下"的战略方针。而明太祖得到刘伯温的辅助,正是如虎添翼。他基本上按照刘伯温为他定下的战略、战术行事,先用诱敌之计大败陈友谅,挫其锐气,再于公元1363年在鄱阳湖与陈氏决战,将其势力彻底消灭。第二年,又依计将张士诚的势力消灭。然后,明太祖派部队北上攻打元朝首都北京,同时准备在南方称帝。
公元1368年,明太祖在南京登基称帝,正式建立大明皇朝,改元"洪武"。为朱氏最后平定天下、开创朱明皇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基,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为了表彰刘伯温的特殊贡献和巨大功勋,明太祖还下诏免加刘伯温家乡青田县的租税。这是处州地区惟一不加税的一个县。不久又追封刘伯温的祖父、父亲为永喜郡公。洪武三年(1370年),刘伯温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受"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称号,赐封诚意伯,食禄241石。至此,刘伯温本人的事业和青田刘氏家族的发展,都如日中天,达到了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代军师和智者,刘伯温料事如神,他深知自己平时疾恶如仇,得罪了许多同僚和权贵,同时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选择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回青田隐居起来。
刘伯温在青田过了2年的隐居生活,本来希望远离世间是非争夺。但是,他的智慧和才能实在太高,他的名声实在太大了,他甚至被民间百姓渲染成了一位活神仙般的人物,这就无法避免政敌的嫉妒和皇帝的猜疑。洪武六年(1373年),刘伯温的政敌胡惟庸当了左丞相,指使别人诬告刘伯温,说他想霸占一块名叫"茗洋"的"有王气"的土地做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早就对刘伯温放心不下的明太祖,听到诬告后果然剥夺了刘伯温的封禄。刘伯温非常惶恐,于是亲自上南京向明太祖谢罪,并留在南京不敢回来。后来,胡惟庸升任右丞相,刘伯温更加忧虑,终于一病不起。洪武八年(1375年),有病在身的刘伯温由皇帝朱元瘴所派使者护送回家,不久在家忧愤而死,终年65岁。后来被谥为"文成"。刘伯温在南京时,胡惟庸曾派太医为刘伯温诊病送药,但刘伯温吃了他的药后,病情加剧。因此,当时人们怀疑刘伯温是胡惟庸下毒致死。刘伯温不但是一位谋略大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他的著作很多,流传于世的有《郁离子》10卷和《诚意伯文集》20卷。其中。代表作《郁离子》一书在中国思想上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刘伯温死后,葬于青田武阳夏山。据说,刘伯温死前曾预言胡惟庸必败,到时明太祖会为自己平反昭雪,他还特留下一封密奏给儿子,要他在日后明太祖想起自己的时候再上奏。5年后,胡惟庸果然垮台。又10年后,刘伯温果然被平反。明太祖还赐给刘氏家族金书铁券,特批刘氏成员可凭此免一次死罪。

九、郭子仪(697——781),
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连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进犯关中地区,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郭子仪功德越高,人们越尊重他。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有些安史叛将也很尊重他,因为他曾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的骁将田承嗣占据魏州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遣自己的——个部将去见他。田承嗣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遥望叩拜,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他麾下的老将军数十人,都是王侯显贵,郭子仪颐指他们进退,他们就像奴仆一样,听从他的安排和指挥。
郭子仪处处做士兵的榜样。他领兵打仗从不侵犯百姓的利益。当时,连年战争,农村经济破坏,农民生活困难,负担很重,筹集军粮确实不易。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不顾自己年迈力衰,亲自耕种。在他的带动下,官兵在休战时,一边训练,一边参加农业劳动。动乱时期,他的驻地丰收的庄稼到处可见。
郭子仪不仅得军心民心,事奉圣上也很忠心勤谨。无论是手握强兵,还是方临戎敌,诏命他何时入朝,他从未迟延过。在他被幸臣鱼朝恩谗毁,削去兵权后,仆固怀恩率10万大军进逼京师,正当用人破敌之急,朝廷恢复和加封他为太尉,分宁、泾原、河西及朔方招抚观察使,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等一系列虚职和实职。郭子仪从不把打仗破敌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坚决要求辞去太尉之职,只保留招抚观察使一职即可。他上奏说,自兵乱以来,纲纪破坏,时下与人比高低、争权势已成风尚流行,他希望朝中兴行礼让,就由自己开始实现。他还说,自己早巳懂得知止知足的道理,心中惧怕盈满之患。等到秩序安定,仆固怀恩被擒,往昔的官爵决心一无所受。经过他再三恳让,才辞掉了太尉之职。但这位四朝柱石,卫国功臣,理应受到宠遇。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德宗尊他为“尚父”。他既富贵而且长寿,后代繁衍安泰。他有八子七婿,都是朝廷重要官员。孙子有数十人之多,当孙子来问安,他都无法分辨谁是谁,只是颔首而已。有一出戏《打金枝》,反映了他家兴旺热闹的场面。戏的故事是,郭子仪70大寿,全家的人全来拜寿,只有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暖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还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以后,带着儿子就去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
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德宗沉痛悲悼,废朝5日,下诏书高度评价和追念他。按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1丈8尺,特下诏给他加高10尺,以示尊祟。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皇帝还到安福门临哭送行。生前死后,哀荣始终。

八、吕端
一代名相吕端,字易直(公元935-1000年),幽州安次(现廊坊安次区)人。出生在官宦家庭,自幼好学上进,终成大器。
在距今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宋太宗、真宗皇帝当朝的年代里,为臣两代的吕端,从一名州县地方官吏,逐步升至枢密直学士,朝中宰相和参知政事,官居天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吕端这个人仪表俊秀,处事宽厚忠恕,善交朋友,讲义气,轻钱才,好舍施。
吕端处事理政才华出众,逐渐为宋太宗所喜爱和重用。早在吕蒙正为相之时,太宗就有重用吕端的想法。在太宗与别人商量,打算任用吕端为相对,有人反对重用吕端,其理由是吕端这个人“糊涂”。太宗根据自己多年体察,立即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其实这个时候已坚定了任用吕端为相的决心。当心,太宗还作过一首钓鱼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欲铒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部钓鱼人。这诗中的意思是说,对于任用吕端当宰相的事,已无可争议,宰相这个职位非吕端莫属。过后数日,太宗就让吕蒙正改任参知政事,让吕端当了宰相。
吕端任宰相后,办事持重稳当,公道而廉洁,深得朝中朝外各方面的好评。使太宗听到的违章多是褒奖之辞,对吕端的印象当然就更好了。
吕端当宰相那一年是道元年(公元995年),是由参知政事的官位上改任宰相的,可当时吕端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太宗曾后悔自己对吕端作用太晚了。
即使这样,太宗也曾有过顾虑,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对寇准的使用,恐有吕端官居相位以后在寇准之上,使寇准心中不平,就采取了一个临时过渡的办法,作为权宜之讦。太宗让时任参知政事的寇准与宰相吕端“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也就是说,让吕端和寇准隔日轮流执掌相府大计,他俩平起平坐,太宗则从旁加以观察。
当时送到朝中的奏折很多,而朝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众说纷云,没有个统一的决断性的意见,“惟端罕所建明。”经过一段观察之后,宫内付出太宗的亲手戒谕:“自今中公事必经吕端详的,乃得闻奏”。这一道谕旨,无疑是太宗对吕端的更大信任和重用。吕端感到事已至此,再谦让也就不妥当了,于是他未加推辞欣然从命,履行公事。实际上这时吕端才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有职有权的当朝宰相。以致数年后吕端的名声远扬,而且传至后代,被称为一代名相。

七、司马懿(179—251年),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权臣。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以其功著,封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晋宣帝。
司马懿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周朝,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仰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以为家。自仰八世,至东汉安帝时,生征西将司军钧,字叔平。司军钧生豫章太守司军量,字公度。司军生颍川太守司军俊,字元异。司军俊生京兆尹司军防,字建公。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上述内容均取自《晋书•宣帝纪》)。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晋书•礼志》)。司马懿为司马防次子,史书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司马懿生在乱世中,“常慨然有忧天下心”(《晋书•宣帝纪》)。
唐太宗李世民曾为《晋书•宣帝纪》作史论,指出了司马懿在性格、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矛盾或曰不平衡。原文如下: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是故五帝之上,居万乘以为忧;三王已来,处其忧而为乐。竞智力,争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袭。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雾交飞。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六、管仲
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 边境民族内侵,与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开的。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绪葛之战,周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王师大败。此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齐襄公四年(前694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庄王杀了周公黑肩。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虽然这样,管仲仍不失为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在历史上有过巨大贡献。
孔子就称赞管仲说:“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五、武则天(624—705年)
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李治皇后,后改国号武周,定都洛阳。690—705年在位。名曌(zhao,与“照”的读音相同。性巧慧,多权术。
武则天,这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是一个似传奇而非传奇的历史人物。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yue,与“曰”的读音相同)的次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幼妾(称为“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初唐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她诞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月,卒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生母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但是,武则天逼害王后萧妃,杀害亲子,大封武氏诸王,重用酷吏,严刑峻法,冤狱丛生,受到历史的谴斥。
705 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全唐诗》等录有其诗58首,多为庙堂祭奠之作,然也间有记游抒情诗篇,其《如意娘》诗云: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作为女皇的武则天,是一个铁腕人物,给人留下女中须眉的印象,然作为女人,也有情意缠绵,柔情若水的一面,于此诗可见。
武则天还有《腊日宣诏幸上苑》诗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首诗后来流传为一个故事,说武则天于某年冬游上苑,令花神催开百花,花神奉旨,百花齐放,唯牡丹傲骨,独不奉诏。武后大怒,贬之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高承:《事物纪原》卷十《牡丹》)。案此诗写于691年,是武则天建立“武周”的第二年,《全唐诗》于此诗题解云:“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云云。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此说较为可信,所谓今花神催开百花,乃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实先有所布置。
据《新唐书•艺文志》录有武则天《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务已佚。令人辑有《武则天集》行于世。

四、范蠡
范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我囯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
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嵇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著作有《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有范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我自己的话语:我在人物中最佩服的人物之一就是范蠡,他那种激流勇退,智者看清局势的眼光特别敏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隐退,这种人物是值得所有人来借鉴的!可历史的长河里面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三、周公旦
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辅助武王 翦灭殷商
周人本是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以农业见长的部族。太王、王季时开始兴盛。文王断虞、芮之讼,征伐犬戎、密须,巩固了后方,又越过大河,攻克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进攻商王经常打猎的邗(今河南沁阳西北)。灭掉商的同姓国崇之后,在丰水西岸建立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以便东进。武王和周公帮助他们的父亲——文王成了西方的共主,奠定了灭掉商朝的基础。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盟(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二月甲子(约前1027年)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进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其他人不过负责仪仗、保卫、布置祭天地的用具。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纣王是死掉了,可是对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一时拿不定主意。他首先问太公望——姜尚。太公说:“我听说过,爱屋及乌。如果相反,人不值一爱,那么村落里的篱笆、围墙也不必保留。”意思是不光杀掉殷纣,连敌对的殷人也不能保留,而要统统杀掉。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说:“不行。”于是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培高王子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
武王为了“屏藩周室”,拱卫周王朝,进行了封建。被封的兄弟之国有十五人,姬姓之国有四十人;又向参加牧野之战的诸侯分发了商朝宗庙彝器和宝物。
东征叛国 平定三监
原来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地方,武王把它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S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今河南郑州一带),蔡叔的封地在蔡(今河南上蔡一带)。封叔旦于鲁(今山东曲阜),为周公。封太公望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封召公爽于燕。(今北京西南,一说在北京。)
灭商归来,在镐京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虔诚地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祈祷以后,武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但不久还是病故了。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成王是绝对应付不了的。《尚书•大诰》说:“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史记•周本记》也说:“群公惧,穆卜。”武王之死使整个国家失去了重心,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的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收拾这种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了周公肩上。周公执政称王,发挥了王的作用。这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情。古书中有不少周公称王的记载,只是到了汉代,大一统和君权至上局面形成之后,周公称王变成不可思议,于是才有周公是“摄政”、“假王”等等说法。
文王并非长子,他上边有两位哥哥——太伯、仲雍;武王上面有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周公以弟弟的资格称王,虽无可厚非,但是他前面还有排行第三的管叔鲜,周公不过是老四。周公称王,管叔有意争权,于是散布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灭殷后的第三年,(前1024年),管叔、蔡叔鼓动起武庚禄父一起叛周。起来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叛乱不加以克服,周王朝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周文王惨淡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掉。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王室内部也有人对周公称王持怀疑态度。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使周公处境十分困难。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爽。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称王,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王季、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前1023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事前进行了占卜,发布了《大诰》。
公元前1022年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杀掉了首恶管叔鲜,擒回并杀掉了北逃的武庚,流放了罪过较轻的蔡叔度。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率德驯善”,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胡封到新蔡。
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
大行封建 以屏周室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到原来商王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今河南淇县),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
为了使康叔顺利地进行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在众多受封人中间是绝无仅有的。推测其原因,一则是康叔统治的为殷人腹心地带,问题最尖锐最复杂;二则是周公首先征服的,也是三监反周所据的殷人集中的地方,而战争胜利之后,康叔受封也比较早。《康诰》、《酒诰》、《梓材》可以看作是周公对新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在连续两次大动荡之后安定下来,使殷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但又不是一味迁就,对饮酒成风,不孝不友是毫不客气的。
奄是东方较大的方国,管、蔡散布流言以后,奄君曾对武庚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成王年幼,周公被怀疑,这样天下要乱了,请举事(叛周)。”周公被封到奄,长子伯禽就封,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分给伯禽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艺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
薄姑等国也曾参与反周,师尚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溜北)。太公是位智勇双全的将领。武王伐纣时他率先冲入敌阵,这次周公东征,他又立下大功,封地相当大。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
周的同姓召公爽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近年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周武王伐纣,微子手持祭器来到军门,脱去上衣,露出臂膀,反缚着双手,跪着前行,向武王投降。武王亲自给他解了绑,仍然让他管理当初的封国。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邱)。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苟子•爪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
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赢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营建洛邑 制礼作乐
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东征班师之后,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建城的主要劳力是“殷顽民”,即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顽民”西迁,一则使他们脱离了原来住地,失去了社会影响;二则集中起来,便于看管。为了看管殷顽民,周公曾经派了八师兵力驻守。
东都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湛、涧四小汇流其间。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
周公称王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营建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湛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原来的镐京就称作“宗周”了。
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
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从这里可以窥见周公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定下来的各种政策。周公曾先后给卫康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康诰》的目的是安定殷民,全篇内容不外是“明德慎罚”。周文王因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才有天下。殷代“先哲王”也是安民,保民。“明德”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保殷民”。“慎罚”,是依法行事,其中包括殷法的合理成分。刑罚不可滥用,有的案情要考虑五、六天,十来天,才能判定。至于杀人越货,“不孝不友”的,要“刑兹无赦”。文告中反复强调“康民”、“保民”、“裕民”、“庶民”。告诫康叔要勤勉从事,不可贪图安逸。“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能“明德慎罚”才有天命。“明德慎罚’’也不是一切照旧,而是参酌殷法,推行周法,使殷人“作新民”。
《酒诰》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庆典的时候还是可以喝一点。群饮是不行的,不可放过,要通统捉来“以归于周”,“予其杀”。“予其杀”是我将要杀,未必杀。所以“归于周”,是不要给殷人以象“小子封刑人杀人”的印象。这同“保民”、“安民”是一致的。应该引导殷民去“艺黍稷”即种庄稼,也可“肇牵牛,远服贾”,去经商养父母。殷代先王,从成汤至帝乙都不敢“自暇自逸”,更何况敢聚会饮酒了。
至于工匠饮酒,另当别论,不要杀,姑且先进行教育。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是十分鲜明的。
《梓材》也还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至于民人之间,也不要相残害,相虐待,乃“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上上下下不虐杀而“敬寡”,而“合由以容”,自然会出现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要象农民那样勤除草,整地,惰整田界水沟;象维修居处那样,勤修垣墙,壁上涂泥,顶上盖草;又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红漆。总之,勤用明德、保民,才能“万年惟(为)王”。
三篇贯穿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
《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方略,而《多士》是对待迁到洛邑的殷顽民的政策。洛邑建成之后,这批建城的殷顽民如何发落。自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多士》是周公向殷顽民发布的文告。全文分作两大段。第一段是攻心,让殷顽民服从周人统治。理由是你们这些殷士不好,上天把大命给了我小“邦周”,决不是我“敢弋殷命”、“敢求位”。这如同你先祖成汤取代不道的夏桀一样,也是“上帝不保”夏桀。我现在把你们从“天(大)邑商”迁到西土,不要怨我,我是矜怜你们的,这也是天命所在。第二段内容是宣布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就地安居,有你们的田地,有你们的住宅,“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如果你们能顺从听命,有德,还被任用。上天会可怜你们,否则,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而且我还会把上天的处罚加在你们身上。
对俘虏进行攻心战术,使之自食其力,恩威并施。这是一整套改造政策。周公反复申明的“天命”不是他的创造,而是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用天之罚”,是禹征三苗时发表的誓词。汤在征服夏桀时誓师词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已经不是单纯反映自然力量的神,天神已经干预人间事务。周公在《牧誓》中也提到“恭行天之罚”。对敌人多讲天命的周公,对“天”的观念已经有所发展。“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就多讲“明德”。“天命”变成可以保持和争取的了。人不再是盲目地服从“天命”,而有了主观努力的可能了,这是积极的。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一方面他具有无上的权威,但不是无条件的,他必须有“德”,不然天命就要转移,因而君主、天子不可以为所欲为的,是有条件、受约束的。纣在灭亡前夕还说“我不是有命在天乎?”周公的思想比他,比殷人要大大前进一步。保住天命的条件之一是“保民”,民的状况不能不成为君主认真考虑的问题。
参与建新都的除去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这些多是殷的旧有属国。东都建成,周公除去对殷顽民训诫之外,还对这些“多方”训诫。《多士》强调天革殷命,《多方》则突出殷代夏,周革殷,是由于“不肯戚言于民”、“不克明保享于民”,于是成汤用“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周“克堪用德”,天才让周“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对“多方’’则反复强调“保民”。针对“多方”怀念旧殷,不爱周邦,一方面让他们有田宅;另一方面,如果不听周的号令,则“我乃其大罚殛之”。假如内部和睦,努力种田,“克勤乃事”,天要矜怜你们,我有周还要大大地赏赐。有德者,还可以在王廷作官。为期五年为善,你们仍可以回到本土。
周公在扫平叛乱,营建成周之后的问题是,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的谋划,也就是“制礼作乐”。这在周公称王的第六年。“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周代同姓不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则视为甥舅关系。血缘婚姻关系组成了周人的统治系统。到春秋战国时代暴露了它的弱点,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无疑形成了一种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层次分明的政权机构,一种远较殷人的统治为进步的机构。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S6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
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的制礼作乐,一方面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另一方面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
让位成王 有始有终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
《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农民的隐情。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二、姜尚
姜尚,名望,吕氏,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东海海滨人。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为“太师”(武官名),被尊为“师尚父”,辅佐文王,与谋“翦商”。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相传姜尚的先世为贵族,在舜时为官,因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为吕氏,名吕尚。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所以“姓”即“女生”,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直到暮年,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
当时,正是东方大国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殷纣王暴虐无道,荒淫无度,朝政腐败,社会黑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西部的周国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势日强,天下民众倾心于周,四边诸侯望风依附。壮心不已的姜尚,获悉姬昌为了治国兴邦,正在广求天下贤能之士,便毅然离开商朝,来到渭水之滨的西周领地,栖身于磻溪,终日以垂钓为事,以静观世态的变化,待机出山。一天,姜尚在磻溪垂钓时,恰遇到此游猎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谈得十分投机。姬昌见姜尚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和时势,便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尚当即提出了“三常”之说:“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意思是,要治国兴邦,必须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姬昌听后甚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于是,姬昌亲自把姜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拜为太师,称“太公望”。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注:传说姜尚本是处士,为逃避殷纣的暴政,隐海滨。又说他曾事纣,因纣无道而离去,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文王。还有的说他曾屠牛于朝歌(殷都,今河南淇县),卖饮于孟津(今河南盂津以北);或说他年老穷困,隐于渭滨,以渔钓于周文王,文王载与俱归,立以为师。以上所说归周的途径虽不同,但归周大事的核心人物则是肯定的。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姜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文王归国,便与姜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姜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姜尚在辅佐周文王期间,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促进丁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的策略。在姜尚的积极谋划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逐步占领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尚继续辅佐周国朝政。一次,周武王问道:“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姜尚答曰:“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听计从,时时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渐羽翼丰满,国势日隆。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59年),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周军在姜尚的统帅下,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发表了声讨殷纣王的檄文。届时800诸侯会诸此地(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显示了武王的声威。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统治虽已陷入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内部尚无明显的土崩瓦解之状,如果兴师伐纣,必然会遭到顽强抵抗。于是,决定班师而回。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强烈影响,使更多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62年),殷商王朝统治集团核心发生内讧,良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投降周武王。武王问姜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姜尚答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宾殃。”武王闻言,决意举兵伐纣。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以姜尚为主帅,统领兵车300乘,虎贲(猛士)3000名,甲士4.5万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取商都(参见周灭商之战)。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部队行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旗折鼓毁,群公疑惧,有人甚至请求还师。只有姜尚坚持出兵,“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姜尚亲自援袍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尚的意见,,统兵前进。
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领大军会合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部队战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商都朝歌70里,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参见牧野之战)。拂晓,进行庄严的誓师——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词历数纣王听信宠姬谗言,招诱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罪行,说明伐纣的目的乃代天行罚,宣布战法和纪律要求,激励战士勇猛果敢作战,武王使尚父亲统百名精锐勇土“致师”——发起挑战,接着指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乘势驰逐冲击。纣师虽众,皆无斗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调转枪头指向商军,给武王开路。武王见此情景,指挥全军奋勇冲杀,结果,商纣王的十几万大军,当天就崩畔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连夜仓皇逃走,与妃子妲己一起在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牧野之战所以能大获全胜,多赖姜尚英明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之时;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在作战指挥上,首先以兵车、猛士从正面展开突击,尔后以甲士展开猛烈冲杀,一举打乱了商军的阵势,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周朝建国之后,姜尚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市临淄北)。姜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姜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参见周公东征),周王下令给姜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使之成为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战乱最终被周公姬旦给平叛。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
相传兵书《六韬》为姜尚所作,后人考证系战国时人依托于他的作品。但从现存的内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姜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和他的韬略思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指出:“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此看来,姜尚实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一、孙武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避隐吴国著兵法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35 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困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
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 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也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好了13篇兵法。这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至高者、张良 一曲楚歌退项羽几万精兵,一个齐王空名让韩信俯首。堪称一绝-----至高。
张良(?—前186),宇子房,西汉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是今河南禹州人。
张良先人是韩国人,其祖父张开地是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时期的相国,其父张平是韩厘王、韩悼惠王时期的相国。当秦灭韩之后,他遣散三百家僮,弟亡不葬,分散所有家产来收买刺客,为韩报仇。张良曾经在淮阳(今河南淮阳)学习礼制,到东方会见了当时的一位贤者仓海君。寻找到了一位大力士,给他特意制造了一个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始皇巡游东方,张良和这个大力士暗中埋伏,在博浪沙(古地名、在今河南原阳县东南)袭击秦始皇,可惜误中了随行车辆。秦始皇大为震怒,命令全国各地大举搜捕,捉拿刺客。为此,张良改名换姓,逃亡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躲藏起来。
张良隐藏于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北)时,曾经到下邳的桥上随意散步,遇到一个穿粗布短衣的老者,走到张良面前,故意让鞋子掉到桥下,对张良说:“孺子,下取履!”(《史记•留侯世家》)张良感到惊讶,想揍他一顿,因为见他年老,勉强忍住气,把鞋子拾起来。老者又说:“履我!”张良更是气愤,但想到既已给他拾来了鞋子,便跪下给他穿鞋,老者以足受之,含笑而去。分开后张良特别惊讶,随着老者的去向注视他。老者离开约莫一里路光景,又返回,说道:“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很感惊异,跪下怔怔地答应了个“是”。
五天后天刚亮,张良就去了。老者已经先在那里,生气地说:“与老人期,后,何也?”便离开,并说:“后五日早会。”(《史记•留侯世家》)又过了五天,鸡刚刚叫,张良就去了,老者又先在那里,又生气地说:““后,何也?”离开时嘱他:“后五日复早来。”(《史记•留侯世家》)过了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一会老者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随即拿出一编书,说道:“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史记•留侯世家》)于是一言不发而去。从此张良再也没见到这位老人。天亮后看那编书,是《太公兵法》,张良因为觉得它不寻常,便经常读诵。
十三年后,张良随高帝经过济北,果然得到谷城山下的黄石,当做宝物供奉。等到张良死后,与黄石并葬。
数百年后,李白经下邳,作诗以记其事云: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震动。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祀桥上,怀古钦英风。
惟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淮泗空!
张良住在下邳时,以抑强扶弱为己任,后来项伯曾经杀人,跟随张良一起藏匿。
十后年,陈胜、吴广起义,张良也聚集百余青年起事,当时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张良想投靠他,却在下邳西面与已被推为沛公的刘邦相遇,便归附了他。刘邦攻下下邳后,拜良良为厩将。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的道理向刘邦献策,刘邦很赏识,常采用他的计策,而张良对别人讲《太公兵法》,都不能领悟,张良说:“沛公殆天授。”从此便一直跟随刘邦。
刘邦在薛邑(今山东滕县南)与项梁会见时,项梁拥立楚怀王,张良趁机劝说项梁立韩国公子横阳君韩成为韩王,张良作韩国司徒,随韩王率领一千多人游击于颍川(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地区。
刘邦、项羽奉楚怀王之命分兵南北两路进军关中。刘邦从雒阳(河南洛阳)南出圜辕,张良率兵跟随刘邦,攻下韩国十余城,击杨熊军。于是刘邦令韩王成留守阳翟,自己与张良南下攻宛(河南南阳),西入武关。刘邦想用两万兵力进击秦蛲关(今陕西省商县西北)下的军队,张良献计说:“秦军尚强,不可轻视。我听说那里的守将是屠户的儿子,这种市哙之人,很容易用钱财打动他,希望您暂且留下坚守营垒,派人先行一步,给五万人准备粮食,并多多张挂旗帜于各个山头上,作为疑兵,同时派郦食其携带贵重财宝收买秦将。”秦将果然背叛秦朝,愿意跟刘邦联合一道进击咸阳。刘邦打算听从秦将的要求。张良说:“现在只是秦将想要反叛罢了,恐怕士兵不一定服从,士卒不服从必然给我们带来危害,不如乘着敌人麻痹时袭击他们。”刘邦于是率军攻击,大败秦军,追到蓝田,再次交战,秦军崩溃,沛公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刘邦。
刘邦进入秦的宫廷,看到宫室,帷帐、狗马以及贵重宝物,美色宫女以千计,他“好酒及色”的老毛病又犯了,想留下。樊哙进谏,刘邦不听。张良又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史记•留侯世家》)沛公这才领军队回到霸上。
刘邦顺利入关的时候,项羽正与秦将章邯的军队在巨鹿作战,等到项羽消灭秦军主力要入关时,刘邦已经派人距守函谷关,项羽闻之大怒,即派英布等攻打关口,很快破关进至戏西(今陕西临潼县东),又听刘邦叛将曹无伤报告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史记•项羽本纪》),更大为震怒,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犒赏士卒,奋全力攻击刘邦军。
这时,项羽的叔父,楚左尹项伯为报张良之恩,连夜奔往沛公军营,私下会见张良,想把张良拉走,不让他别跟刘邦一起死。张良心向刘邦,认为现在事有急难,自己就这样偷偷逃走是不义气的,于是便把项伯的话仔仔细细告诉了刘邦。刘邦听后大惊,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问:“您果真想背叛项羽吗?”刘邦说:“短小愚陋教我把守函谷关不让诸侯军进来,说这样可以在关中称王,所以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张良问:“您自己估量能有力量抵挡项羽吗?”刘邦沉默良久,说道:“本来就不能够,如今该怎么办?”张良知道这时项羽有兵四十万,而刘邦不过十万,力量对比悬殊,就出主意让他采取以屈求伸的策略,说:“让我去告诉项伯,说沛公是不敢背叛项王的。”于是张良坚决邀请项伯会见刘邦,刘邦把项伯当兄长接待,举酒向项伯祝福,又攀结婚姻,让项伯在项羽面前详细地说明沛公不敢背叛他,所以派兵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备其他强盗。项伯嘱沛公“明天早些来亲自对项王道歉。”等到刘邦到鸿门会见项羽,婉言卑辞对项羽表示臣服,表示忠心,项羽设宴招待,范增授意项庄舞剑,想趁机杀掉刘邦,也赖项伯“以身翼蔽”脱险。
汉王元年(前206年),项王主持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领属巴、蜀、汉中地区。赏赐张良金百溢,珠二斗,张良把这些都给了项伯。在汉王要到封国去的时候,张良送到褒中,刘邦让张良返回韩国。张良劝告刘邦说烧掉所经过的栈道,向天下表示您没有东返的意图,用以稳定项王,免去他的疑心。刘邦乃依计而行,一边行进一边就把所经过的栈道统统烧掉了。
张良到了韩国,韩王成因为张良跟随汉王缘故,项王不派韩成到封国去,让他跟自己一道东归。张良告诉项王:“汉王烧绝了栈道,已经没有东归的心意了。”张良又把齐王田荣反叛的文告报告给项王,项王由此没有担忧西边汉王之心,而起兵北上攻击齐国。正是因此,刘邦才得以乘隙回夺三秦(即关中地区,因项羽三分秦故地给章邯、司马欣、董翳,故名。)。项王终竟不肯派韩王成到封国去,改封成为侯,又把他杀死在彭城。张良逃走,抄小路投奔汉王,刘邦这时已经派韩信平定三秦了。
张良归汉后,刘邦封张良为成信侯,让他跟随自己东进攻打楚国。到了彭城,被项羽打得大败而回,行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县),刘邦下马靠着马鞍问道:“我愿意舍弃函谷关以东的地方作为封赏,看谁可以与我共建功业?”张良进言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蜔;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史记•留侯世家》)刘邦于是派隋何游说英布,派另外的人去联合彭越。等到魏王豹反汉,汉王便派韩信带兵去攻打魏王,乘势攻占了燕、代、齐、赵之地。这样,张良实际上就为汉王制定了取天下的基本方略。而汉最后打败楚国,正是靠了英布、彭越、韩信这三个人的力量。
汉王三年(前204年),刘邦把汉王紧紧地包围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刘邦忧恐,和郦食其一起谋画削弱楚国力量的办法。郦食其献计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封夏朝的子孙于杞国;周武王伐商纣,封商朝的子孙于宋国。如今秦丧失德性,抛弃道义,侵伐诸侯各国,灭掉六国之后,使他们的后代没有立锥之地。陛下如果能够重新立起六国后代,使他们都接受陛下的印信,各国的君臣百姓一定会感戴陛下的恩德,钦慕陛下的德义,而甘愿做陛下的臣民。随着德义的施行,陛下就可以南面而称霸天下,楚王也会毕恭毕敬地前来朝拜的。”刘邦听了很高兴,说:“好极了,赶快去刻印,先生就可以带着它们出发了。”
郦食其还没起程,恰好张良从外面回来拜见汉王,刘邦正在吃饭,招呼说:“子房!你靠前边点来。有个客人为我出了个削弱楚国力量的主意。”接着把郦食其的话全告诉了张良,然后问:“子房,你看怎样?”张良说:“谁替您筹画这个计策的?您的大事完了!”汉王问:“为什么?”张良说:“我请借您面前的筷子,替您筹算这件事。”张良其说出八条不可的理由。“臣请借前箸以筹之。昔汤、武伐桀、纣封其后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财,同赐贫穷,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毕,偃革为轩,倒载干戈,示不复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马华山之阳,示无所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复输积,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国后,唯无复立者,游士各归事其主,从亲戚,反故旧,陛下谁与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强,六国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书•张良传》)刘邦饭也不吃了,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立即销毁那些刻好的印信。张良这一筹计,使刘邦避免了授人以柄,踏人复辟老路的危险。
汉王四年(前203年),韩信降服和平定了整个齐国,派人向汉王上书说:“齐国狡诈多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南边又靠近楚国,如果不设立一个代理国王来治理它,那局势就不会稳定,我希望代理齐王,这会对形势有利。”当时,楚军正把汉王重重包围在荥阳,韩信的使节来了,刘邦打开书信,大发雷霆,骂道:“我被围困在这里,日夜盼望你来辅助我,你竟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忙暗中踩汉王的脚,凑近他的耳朵说:“汉军正处在不利的形势,怎么能够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趁机立他为王,好好对待他,让他自己镇守齐国。不这样,就可能发生变乱。”刘邦也醒悟过来,转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做真王罢了,干什么做代理国王!”于是派张良前去齐国,带着齐王的印信,就地封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部队前去攻打楚军。由此,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大局得以稳定下来。
楚汉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项羽引兵解而东归,以为可以太太平平当他的霸王了。刘邦也想西行回国,张良、陈平建议说:“汉国已经有了大半个天下,诸侯又都归附。楚军兵疲粮尽,这是上天灭亡楚国的绝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应当趁此机会径直夺取楚地。如今放走项羽不攻,这就叫‘养虎自遣患’!”刘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汉王五年(前202年)冬,刘邦追击项王到达阳夏(今河南太康)把军队驻扎下来,和韩信、彭越约期合击楚军。到达固陵(村落名,在今河南太康县南),而韩信、彭越的军队没来会合。刘邦对张良说:“诸侯不遵守约言,怎么办呢?”张良回答说:“楚军将被粉碎,而韩信、彭越没有确定的领地,他们不来是当然的。君王如果能够与他们共分天下,现在立即可以把他们招来。如果不能,事态就难以预料了。君王如果能够把陈县以东直到海滨的地区全给韩信,把从睢阳以北到毂城的地区给彭越,让他们各为自己的利益而战,那楚国就容易打败了。”刘邦依计而行,韩信、彭越等诸侯兵很快地会师垓下(今安徽灵壁南),经过垓下之战,全歼楚军,结束了楚汉战争,取得了争天下的最终胜利。
汉王六年(前201年),刘邦大封功臣。因张良没有作战之功,刘邦说:“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张良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汉书•张良传》)于是刘邦封张良为留侯。
已经封过二十多位大功臣之后,其余日夜争功不决。许多将领常三三两两坐在沙地议论。因为依军吏计算,整个天下的地盘不够全部封赏,因而他们担心皇帝不能够给每一个有功的人都封赏。高帝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建议刘邦把他平生所憎恨,君臣也都知道的雍齿先行封为什方侯。这一来担心的人们高兴了。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不必担忧了。”
天下统一后,刘邦与大臣商议国都应建在何处。刘敬建议建都在关中。而跟随高帝的左有大臣都是山东人,多数劝皇上都洛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乡雒,其固亦足恃。”(《汉书•张良传》)刘邦犹豫不决。张良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刘邦当天动身,往西定都关中(长安)。
刘邦称帝后,一直觉得吕后所生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惠帝)生性懦弱,不像自己,而喜爱戚姬所生赵王如意,因此屡次想废掉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太子韵废立往往关系政权的稳定,所以当时的大臣叔孙通、周昌等都犯颜强谏,但都没得到高帝的肯定。吕后很恐惶,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见效,最后逼张良给出主意。张良认为,这不是以口舌争所能解决的问题,建议让太子刘盈“卑辞安车”去迎请高帝很想招致但总也没请到的四位很有名望的贤人,须发皆白的四位老者——四皓,让他们跟随太子入朝,使高帝见到,表明太子刘盈得到民众拥护。这一着果然见效,高帝见到四皓跟随太子,看到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就放弃了废立的主意。
此后张良多数时间称病不出,自言:“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汉书•张良传》)于是学道,不问政事。刘邦去逝后,吕后感激张良,令其强食其邑,并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汉书•张良传》)张良不得已,强食其邑。
六年后张良去逝。谥文成侯。其子张不疑嗣侯。
据正史记载,他曾经与韩信一同整理了春秋战国以来182家军事著作,还根据实际需要删定35家,开创了日后兵书整理注释的先河。
由于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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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3条) 发表评论

  • 海曙 (游客) : 其实高低真的很难评判。我就觉得没有评上王安石实在是可惜了。那才是天纵英才啊

    2012-04-28 22:26

  • ???? (游客) : 逻辑有些乱,高和第一并列,违背同一律。范蠡一张,内容太虚,希望充实。谢谢!

    2011-06-02 17:44

  • 笑一笑 (游客) : 这位小说看多了.

    2007-12-26 15:28

  • 雅丽
    雅丽 : 很好,我能转载吗?请回复。

    2007-06-23 22:05

  • kingfighter
    kingfighter : 大师不仅是个禅学家、哲学家还是个历史学家,佩服~~

    2007-04-19 11:54

  • 丫头 (游客) : 什么是高人,高人就是高人一等吗

    2007-04-18 22:46

  • 韩荷琴
    韩荷琴 : !!!会悟着去运用。

    2007-04-14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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